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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也是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新征程的重要機遇期，這期間國家出臺的“十四五”規劃《綱要》，對工程企業來講，是非常值得去研讀的。《綱要》中除了對各行業發展有前瞻性的規劃外，還對區域功能、產業政策、技術升級等各個方面都進行了規劃，這為工程企業未來發展的著力點和轉型升級指明了方向，是工程企業制定自身發展規劃的指南針。本篇主要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談談《綱要》對工程行業帶來了哪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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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層面
1．發展的前提假設已經改變
（1）經濟發展兩大動能失速
2018年，麥肯錫曾發布一份關于全球經濟的研究報告，其中對于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有這么一組數據：過去50年，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二十國集團）的GDP增速是3.5%；其中約1.8%來自于生產效率的增長，約1.7%來自于勞動力供給的增加。換言之，全球經濟增長，一是靠技術紅利，二是靠人口紅利。
技術紅利方面，過去300年，世界一共經歷了3次工業革命，5次技術浪潮。每次工業革命的時間間隔大約100年，重大技術紅利的維持時間大約只有55-60年。技術穩定之后，資本收益衰減，經濟維持中高增速。隨后進入長達40多年的低速增長衰退期。當這輪的技術紅利進入衰退期，下輪技術革命還未來到時，矛盾就出來了。
人口紅利方面，二戰后的經濟繁榮，除了有技術紅利的推動之外，各國依次出現的勞動力頂峰，也以接力賽的形式，推動全球經濟前行近100年。
中國增長奇跡背后的一個很大原因，也是勞動力紅利。過去70年，人口紅利帶來的勞動力增長對經濟增速的貢獻，至少能達到30%以上。但是從70年代開始，全球主要經濟體的人口增速全都在飛速下滑。與人口增速最快的60年代相比，2000年以后的全球人口增速下滑了1%。德國、英國等典型歐洲國家，人口長期0增長，甚至是負增長。所以人口紅利也已不復存在。
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動能——人口與技術都陷入雙下降的泥潭中。
（2）三大危機顯現
在世界經濟發展兩大動能失速后，新冠疫情又席卷而來。
第一重危機是債務危機。
伴隨零利率、甚至是負利率的放水，全球的債務被再次堆到頂峰。美國政府的債務比例，從去年年底占GDP的100%上漲到130%，遠超大部分發達國家，甚至比一些高債務的歐洲國家還要高很多。除此之外，還有中國的地方城市及私人部門，而這樣的后果是有資產抵押能力、有企業經營背書的富人，從銀行套出來大量的錢，投入股市及樓市等資本市場，成為這場信貸擴張的既得利益者。但流動性總有撤出的一天，零利率總有收回的一天。這么大的債務，一旦還本的利率水平發生變化，債務崩塌是一個很大概率的結果。
第二重危機是貧富差距危機。
負利率、零利率、低利率，本質上對政府、機構和富人更有利。越低利率，越有利于擁有金融資產的人。普遍的利率下行，帶來的是整體資產價格中樞的上漲，誰擁有資產，誰就能完成財富保值、升值；誰擁有資產背書，誰就更容易完成低利率的信貸擴張。誰能借到更多、更便宜的錢，誰就更容易完成“錢生錢”。相反，那些沒資產、沒背書、沒信貸能力的人，就會被重重地甩下列車。
第三重危機是社會不穩定的危機。
當國內矛盾接近閾值，底層走上街頭，國內穩定瀕臨崩潰時，就該向國外輸出矛盾了。比如，為了淡化和轉移資本大佬和底層民眾之間的不可調和矛盾，美國的左翼和右翼罕見地坐到了一起。他們在國會里集中通過了一系列針對我們的提案——都是中國惹的禍。又比如，一頭包的印度趁著中國抗疫，向邊境頻繁調兵，主動挑起矛盾……增長失速和貧富差距，侵蝕了原有穩定生態。
（3）世界處在茍且時代
上述的各種問題，在短時期內幾乎都是無解的。
目前來看，疫情爆發、經濟危機暴露之后，各國的應對策略——無論是防疫抗疫，還是復蘇經濟，也都是一個字“茍”。
第一種“茍”的方法就是發錢，增長失速了，只能靠發錢來解決。只要底層不出現問題，社會就不至于出現大規模的“掀桌子運動”。所以說第一種辦法是把人民的矛盾消滅在人民內部。
如果矛盾還解決不了，第二種“茍”的辦法是把矛盾轉移到人民外部。1929年，危機被轉嫁給歐洲，二戰在歐洲爆發；1970年，危機被轉嫁給日本，日本萎靡三十年；1997年，危機被轉嫁給東南亞，東南亞陷入泥潭。所以應對危機的第二種辦法是把人民的矛盾轉移到外部。
從中國與美國的關系來看，未來的形式也愈發的復雜，并且在可預見的未來無法改變。在這樣的形勢之下，中國與美國各有優勢。
美國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游戲規則制定者，金融（美元）的霸主地位高，高科技實力超群，軍事實力強大，教育影視文化領先，農業現代化水平高。
中國的核心優勢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是勤奮努力的國民，可能全世界都沒有像中國擁有如此多努力的國民的國家。
第二是巨大的內部市場，中國擁有14億人口，美國才3億多人口，所以《綱要》中提出立足于國內大循環也是基于中國強大的內部市場。
第三是擁有完整的制造業體系。按照世界銀行對于全球產業經濟的分類，一共是39個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在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當中，只有中國是全部覆蓋的，所以全世界只有中國是有完整的制造業體系，這是中國十分強大的地方。
第四是中國擁有較完善的基礎設施體系。
從這些角度來看，中國跟美國的是百年之爭，也許這次的競爭時間比任何一次都要長得多，所以未來的形勢是愈發復雜的。
在全世界都在“茍”的茍且時代里，在未來形勢日益復雜的大環境下，中國卻擁有遠超過其他國家的韌性。中國擁有比其他國家更強的政策韌性、需求韌性和底層韌性。
（1）政策韌性
疫情之初，高層在各種場合最常提及的一句話就是“中國擁有充足的政策工具”。而這些都源自于“供給側改革”、“金融去杠桿”、“樓市大調控”，這讓我們在應對危機和茍且待變時，擁有了充足的政策韌性。
（2）需求韌性
世界經濟雙動能失速后，增量時代不在，對存量的爭奪只會越來越嚴重。以前大家想的是，一起做大蛋糕；現在大家想的是，我得去別人的碗里搶一塊。
中國的經濟增長靠三駕馬車拉動——出口、消費和投資。
國內巨大的產能，在出口轉內銷的過程中，瞬間有了巨大的釋放出口。2009-2014年，這五年國內的產能幾乎是滿負荷，甚至是超負荷運轉，以至于出現“產能過剩”。也正是從2009年，中國緩慢啟動了“從出口驅動到消費驅動”的轉型。
（3）底層韌性
我國在七年前干了兩件讓我們擁有遠比其他國家更強的底層韌性的大事：一是扶貧，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我國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投入到這兩場戰役中，功勞不容污蔑。
真正的扶貧，是把大量的底層邊緣人口，拉入到社會化大生產中。在“扶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邊緣人口被拉入社會化大生產中、過剩產能被轉移到存量需求里，底層有活干、有錢賺。七年扶貧路，賦予了我國底層的韌性。
上有政策韌性、中有需求韌性、下有底層韌性，這三大韌性給中國的未來發展增加了底氣。
對于工程企業來說，宏觀的趨勢要密切關注《綱要》提到的三化。
第一是對于綠色化、數字化、智能化，工程企業一定要多去關注和研究，并且要多運用這三化衍生出來的相對比較成熟的技術與工具。
第二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各個工程企業要適當的增加科技投入。在這方面可能設計院做的更好一點，很多施工企業公布其科技研發投入占比3%、占比5%，但這其中真正有意義的投入實際上很少，未來要適當的增加這種真正意義上的投入，回歸到提升現場管理、施工效率、運營效率上來。
大的發展環境已發生改變，企業需要意識到《綱要》提出的綠色化、數字化、智能化一定是行業發展的大方向。
從行業發展特點看，行業正逐漸成熟，分化成為必然，競爭成為主旋律。
工程行業不同的細分領域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里發生了極大的分化，行業分化我們分三個方面：
第一個是下降的行業，像水工、火電、煤炭、冶金，這些行業的投資也許永遠回不到歷史的高速增長狀態。
第二是穩定的行業。房屋建筑、交通市政、基礎設施這些行業的產值目前基本上比較穩定。但是現在基本穩定的行業也有可能在10年后、20年后成為現在的過剩行業，這是工程企業需要警惕的。
第三是上升的行業，像《綱要》提到的那些細分領域，就是工程企業需要核心去研究的地方。
除了行業內細分領域的分化外，行業內企業之間的分化也是非常嚴重的。首先是大企業與小企業之間的分化。其次，大型工程企業的內部也在分化。從這些角度來說，不管是行業、企業之間還是企業內部，分化都非常嚴重。對于工程企業來說，行業的分化對企業也勢必產生較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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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層面
1. 關注財富集中、投資密度大的區域
2019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區域分布圖顯示，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量大的地方一般位于東部沿海和南方區域，而東北、西北等地區的投資總量可能還不到東部沿海區域的1/5。
前段時間有兩張圖很火，第一張圖是胡煥庸線。它說明的是我國東西部的差距非常大，胡煥庸線是一條從黑龍江的黑河到云南的騰沖的分界線，這條線的東部聚集了94％的人口，創造了96%多的GDP。可見東西兩側區域發展是有極大的差距的。
圖1 胡煥庸線兩側區域對比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攀成德研究）
第二條是中國南北的分界線。通過2019年的數據對長江以北的十大城市和長江以南的十大城市進行對比，除了北京和上海差距不大以外，其他北方城市的經濟總量基本上是南方城市的1/2。可見南北兩側的差距也十分明顯。
因此對于工程企業來說，一定要聚焦財富和投資力度大的地方。
一個城市的發展與其產業、經濟、人口受教育程度、文化等等相關，通過一系列的函數，比如說X1、X2……，決定了城市處在哪個階段。而處在不同階段的城市，對未來的建設和城市發展的要求是不一樣的。還有一個關鍵是要研究城市是否到了越級的臨界點。比如一個城市正處于第二向第三階段越級的臨界點，這時對于城市建設的需求會發生較大變化。所以對于工程企業來說，研究城市處在哪個階段，就能夠判斷出它在未來城市化建設投資的方向。
圖2 世界城市發展軌跡
（資料來源：攀成德研究）
目前產業的轉移一般有三個梯度。第一個梯度是向非洲東南亞地區國家轉移。在全球的視角下，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的喪失和國家環保政策的推進，很多傳統制造業向成本更低、環保管控不嚴的非洲、越南、柬埔寨等地區轉移。
第二個梯度是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遷移。在國內視角下，沒有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企業選擇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內陸腹地遷移，如四川、重慶、湖北等。
第三個梯度是從城市群向周邊地區遷移。從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地等地區集群中心向周邊省市遷移，如珠三角向廣西沿海、湖南、江西等地轉移。
除了產業遷移，產業的升級也十分重要。
對于工程企業來說，一定要關注我國的產業遷移和產業升級。比如有一個主要做電子廠房的工程總承包企業，可能就會隨著產業的遷移，跟著客戶從廣東到河南再到貴州，因此產業遷移和升級會深刻影響企業的未來發展。
我們將中國建筑行業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較，可以發現一個特點：美國的建筑行業規模大概是中國的三分之一，但是美國工程企業數量大概是中國的6-8倍，原因是在80萬家企業里，除了極少數幾家平臺型企業外，其他大部分企業都屬于專注于非常細分專業的小微企業。而中國的工程企業有個認識上的誤區，往往不甘心成為一家小而美的專業企業，都希望做成一個大平臺。其實就中國建筑行業發展的終局來看，也許未來行業內只會有三種類型的企業存在：一是個位數的超級大平臺；二是兩三位數的行業大龍頭；三是數以萬計、數以十萬計的小微企業。
因此對于工程企業來講，需要找準自己的定位，發揮自己的優勢。央企和國有企業資源豐富、品牌好、信譽好、員工優、企業強；而民營企業機制靈活、決策快、適應性好。所以央企、國企、民營企業在整個生態里都能發揮自身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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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層面
1. 資源和能力的匹配是企業行穩致遠的基礎
從理論上看，企業戰略規劃的制定，80%以上的企業適用于分析型戰略，只有少量的企業可以采取構建型戰略。兩者的區別何在？構建型戰略就是構建出企業未來5年、10年后要成為什么樣，而不管企業目前的規模、資源與能力；分析型戰略則結合企業自身的資源能力，結合外部市場的情況來考慮目標戰略的制定，這是絕大多數企業應該采取的一種方式。
不管企業的戰略和目標定的多大多高，對應的組織、能力、資源各方面一定要與之匹配，這樣才能保證戰略能夠有效落地。目標過高，資源與能力跟不上，那目標也只能是空中樓閣；相反如果資源配置過高，又是一種浪費，對于企業來講是不經濟的。因此企業需要權衡組織、資源及能力的匹配。
未來，能夠作為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可能是“市場化的經營機制”、“任人唯賢的經營機制”、“持續的創新能力”、“生生不息的企業文化”等等，這些才是企業能夠持續贏得競爭的關鍵。
不僅在行業層面還是在企業層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匹配普遍存在，比如項目經理的權責不對等就是一種很常見的現象。工程企業要關注客戶關注的內容，比如說客戶常常會希望成本更低、響應更快、質量更優、服務更好、穩定性更高，那么工程企業就可以從客戶最關注的地方發力，有效提升客戶體驗。
任何一個企業的戰略從理論的角度來說只有三種，差異化戰略、聚焦戰略、總成本領先戰略。
2020年攀成德對65家設計院調研發現，有些企業人均管理費用達到10萬，而有一些民營設計院人均管理費最低只有1萬，相比之下競爭力不言而喻。從施工企業角度來看，行業內百元產值管理費用最低為1.4元，但是現在很多企業百元產值管理費用超過3元，這中間的效率差距很大。
從項目上管理人員與非管理人員的占比來看，有的企業項目以外的人員占比達到40%，這是明顯的組織能力嚴重不足。另外包括全員的營銷意識、數據的利用效率、分包分供資源的擁有量及利用效率、組織的適應性及人員梯隊的合理性，這些都是構成企業組織能力的一部分。
最后是人力資源管理的問題。在企業中目前聽到最多的抱怨是現在人力資源管理太難，不管是選人、育人、用人還是留人，難度都非常大。第一是90后甚至00后都在進入職場，他們的成長環境本來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第二是現在就業人數越來越少，很多人的價值排序中工作都處在靠后的位置。現在對年輕人的管理從某種意義上不是去改變他們，而是要去適應他們。目前來看各行各業的80后都走上了關鍵的崗位。未來，企業要把人力資源管理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來思考。
所以在未來在存量的競爭下，企業的人員管理問題、組織能力建設就變得非常之重要。
在未來的存量市場里，大企業要實現各個層級的穿透很難，贏家通吃的可能性也比較小。所以不同的企業要在自己的發展過程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國家發展的這些不同領域中找到自己的市場。總結來說就是大企業更加重視資源整合，小企業更加注重謀求成為這些大企業的合作者，或者是努力讓自己成為這個平臺上更有利用價值的資源。
隨著企業的發展，企業的標準化建設已經成為推動和保障企業發展最重要的抓手，甚至沒有之一。如果企業標準化程度比較低，就需要更多依靠個人的能力，比如一個企業如果沒有標準，可能就得需要清華、北大畢業的人才；如果企業的標準化程度很高的話，企業對人才的要求就可以放低。所以通過構建標準化體系，可以降低企業對人員能力和素質的要求。
在人才普遍缺乏的背景之下，提高企業標準化的程度至關重要，但其中也有兩個注意點需要考慮。
第一是不同的企業標準化的顆粒度是不同的。管理流程從上到下來看，上面的一些標準要求顆粒度可能粗一些，但到下面執行部門的顆粒度要求可能就會很細，所以要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去拿捏。
第二個是標準化和靈活性之間如何去平衡，因為標準某種意義上就代表了固化，意味著必須按照規定的要求和動作去做，但如何發揮靈活性就難以得到保證。特別是設計院對技術的要求很高，同時又需要發揮創意，如何去權衡標準與靈活，這也是工程企業在實際運營過程中需要去思考的點。
來源：建筑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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